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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工匠为何难做官?

古代工匠为何难做官?

中国历朝历代皆是重道轻器。匠为末业,匠役至微。

士农工商,构成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。学者和由学者组成的官员是社会精华,占有社会的最高地位。农业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,耕读传家是美谈,关心农业会受到道德上的尊崇。

匠人是兼具力工和匠人角色的手艺人,他们大多是文盲,活在最底层,备受欺凌,工作是粗俗而肮脏的。匠人们没有话语权,为主流社会所排挤,更休谈著书留名了。

因此,有关工匠的传记,史册所载,屈指可数,最多可散见于文人笔记中。如汉之胡宽、丁缓、李菊,唐之毛顺,宋时木工喻皓,这几人以工巧之技,名盖一时。

一旦编入匠籍,世代不得脱籍

明代科举考试时,家庭成分有官籍、民籍、军籍、监籍、灶籍、匠籍之分。明代工匠社会地位低下,把罪犯家属籍充为匠几成惯例,造作工役,以囚人罚充。这是打在老百姓身上的烙印,每个人在出生时已分成三六九等。

很多功成名就的英雄以为自己多牛,实际上并非全是,在时势面前,人是渺小的。没有群雄争逐的时局,英雄谋臣老死牖下,毫无用武之地,刘邦还是以亭长终老泗水,樊哙还是个杀狗的屠户。

在那个年代,文臣皆由科举而进,非科举者毋得与官。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、匠役永充,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,世代不得脱籍,家中必须有人习匠,手艺世代相承,确保帝国营建土木时有工役补充。

同时,从洪武到宣德年间,规定入匠籍者一丁服役,可免家中二丁之役,单丁减轻或放免。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匠人子孙,在巨大的身份反差面前,最现实简便的途径,就是通过科举除籍入仕。

明人尹直笔记里记载过一个故事。尹直的同乡、老前辈萧子韶,是木匠之子。洪武初年登进士第,朱元璋问他的家世,萧子韶当场赋了一首诗:“严亲曾习鲁班机,常年制下青云梯。腰间带得纯钢斧,要斫蟾宫第一枝。”

朱元璋做过和尚,念经识了些字,后自学成才,颇好吟咏,最喜欢这种接地气的风格诗了。

凭借技术逆袭,工匠走上仕途

古代工匠为何难做官?

匠人们进入官僚阶层,除科举入仕外,还有技术入仕,这更有难度。明朝有几位靠技术逆袭的工匠,他们到今天都是个传奇。

宣德初年,无锡石匠陆祥,官至工部左侍郎。陆祥的母亲年老生病,皇帝亲自去探视,命光禄寺每日供给酒馔,且赐金养老,荣耀非凡。

吴县木匠蒯祥,参与了北京宫城的营建。蒯祥的父祖辈都是技艺高超的木匠,且都参与了南京宫城的营建。正统年间,蒯祥历官至工部左侍郎,食正二品俸,被皇上称为蒯鲁班。

蒯祥活了84岁,历经洪武至成化九朝八帝。他去世后,皇上赐赏有加,荫及子孙。

有关蒯祥的笔记小说不少,焦闳《国朝献征录》中说:“祥为人恭谨详实,虽处贵位,俭朴不改……既老尤自执寻引,指使工作不衰。”

顾震涛《吴门表隐》卷四中记载:“明工部侍郎蒯福墓在香山吴璠村。福,永乐初以木工得官。又有蒯祥、蒯钢、蒯义,并至侍郎。蒯瓛官至少卿。”

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说:“当天,顺毕工时,尚书赵荣、侍郎蒯祥、陆祥,各赏银二十两,纻丝二袭,荣以楷书。二侍郎,一木匠、一石匠也,三堂俱异途可笑。”

可见,当时的士大夫对陆祥、蒯详等以匠人身份入仕,还是觉得新鲜与观望的。这与营建两京需要技术人才的时代背景有关。

朱元璋营建南京城时,使用了近百万人力;明成祖朱棣修筑北京城时,也调集了30多万工匠,百万民工,经3年半才营建而成。

科举出身的读书人,在建筑方面是外行,经常招致皇帝的不满。如嘉靖36年(1557)重建奉天门时,工部尚书赵文华惶窘无计,“支词以对,上怒逐之。”

因此,匠人中的佼佼者便脱颖而出,深得皇帝赏识,一步步从工匠脱籍而走上仕途。

据说,蒯祥技艺超群,凡殿阁楼榭,以至回廊曲宇,随手图之,无不中上意者。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,合之如一。每修缮,持吃准度,若不经意,既造成,不失毫厘。

蒯祥颇有实绩:“永乐15年(1417),建北京宫殿。正统中,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。天顺末,作裕陵。皆其营度。”

永乐年间,紫禁城里的三大宫殿和乾清宫前后遭两次大火,成了废墟。正统元年才重建,由蒯祥设计施工,还增建了坤宁宫。

由于蒯祥参与过永乐年间宫殿的营建,技艺已经炉火纯青,故指挥操作,悉中规制。正统5年(1440),三殿两宫竣工后,蒯祥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。

蒯祥身后,留下一个北京老地名蒯侍郎胡同和一个江南最大的建筑群体香山帮(香山是蒯祥的故乡,在今苏州)。香山帮鼻祖蒯祥家族有5人先后入仕,香山帮匠人有9人入仕。这些成就,足以光耀中国的匠人历史。

徐杲官拜尚书,史上空前绝后

所谓“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。中国人评价人物有历史情怀,不仅盖棺定论,还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。一个人是否成功,并不在他当多大官、聚敛多少钱财,而是给后人留下了什么。

当你徜徉和惊叹于巍巍壮丽、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时,一定会由衷地赞叹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,请不要忘记这些正史无名的工匠。

嘉靖年间,徐杲以木匠官拜工部尚书,这在工匠史上空前绝后。

永寿宫重建,徐杲去仔细审视筹算。“四顾筹算,俄顷即出,而断材长短大小,不爽锱铢。”

施工时,嘉靖帝住在旁边一个宫殿,却没有听到一点斧凿之声,也没有浪费一丁点建材,不到3个月而新宫告成。

像这样的良材,皇帝能不欢喜吗?不像现在城里一户装修,声震小区3里外,闾巷百姓多遭噪声污染之害。

嘉靖36年,紫禁城大火,前三殿、奉天门、文武楼、午门全部被焚毁。徐杲历经4年重建完工。

嘉靖帝任命徐杲为工部尚书,又想赐他太子太保。但以阁臣除阶为首的大臣们都力阻不可,认为工匠成此工作,即其职分,哪能有如此高规格的晋秩赏赐,嘉靖帝只好作罢。

徐杲是个谦退的本分人,虽跻身京卿,但从不敢以士大夫自居。

徐杲的营建才能,的确是一般官吏无法相比的。他不仅能发明,而且善于传授后辈,是个实用性的技术人才。嘉靖帝对他十分眷爱,只要有营建项目完工,必定重赏,大臣们也阻止不住。

徐杲还有一个故事:“魏国公大第倾斜,欲正之,计非数百金不可。徐令人囊沙千余石,置两旁,而自与主人对饮,酒阑而出,则第已正矣。”可见,他能以匠人之身而位列九卿,并非偶然,是有两把刷子的。

相比陆祥、蒯祥,徐杲的结局就没那么好了。

嘉靖帝刚驾崩,徐杲就被人弹劾革职。徐杲被罢职后,这些人还不肯罢手,又捏造罪名,极力构陷。

《明史·宦官李芳传》中说:“世宗时,匠役徐杲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,修芦沟桥,所侵盗万计……芳劾之。时杲已削官,乃下狱遣戍。”

正史中居然称之为匠役徐杲,躐官是指越级升任。从修撰者的文字把戏中,不难看出这些人对工匠入仕的态度。士人与匠人,中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
最终,徐杲被流放戍边。可叹功名富贵,终成泡影。

徐杲事件以后,工匠再难做官

徐杲之前,还有蒯义、蒯刚、蔡信、郭文英等,都是以木匠身份而官至工部侍郎,工匠吴敏德还官至都御史。这些人都是工匠中的显达名世者。

陕西韩城人郭文英很幽默。他跟士大夫官员在一起聚会时,听那些人谈靠什么经书取得科名,他说,俺是靠木经起家的。这种装疯卖傻式的自我解嘲,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这笑声中,其实是有深意的。

在重视科举、轻技艺出身的社会里,匠役至微、名器至重的观念根深蒂固。匠役杂班与公卿为伍的现象,让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越来越难以接受。认为这是皇帝滥恩,简直就是与唐中宗的斜封墨敕一样。

滥恩是什么?就是恩情泛滥,胡瞎给人,是不符合规定的赏赐。斜封墨敕是什么?就是皇帝权宠用事,任命官吏不遵制度,不经外廷盖印而直接下达的命令。这评价有点大胆过分了。

从现代人的眼光看,封建社会的科举制,完全把技术人才排斥在社会精英阶层外。明朝的皇帝们选官任用技术官僚,从工匠中提拔优秀人物担任工部尚书、侍郎,也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。

徐杲罢职遣戍事件后,工匠授官受到正统士大夫愈加严厉的攻击,很难得授官职了。

武宗刚登基,正准备以营造工程竣工事由赏赐工匠,工部给事中王缜不乐意了,带了一伙官员就来进言:“陛下初登大宝,工匠末技,已有以微劳进者,诚不可示后世。宜散遣先朝诸画士,革工匠所授官。”

事实上,是工匠们升官动了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的奶酪,所以引得他们群起反击。

自此后,匠是匠,官是官。大道朝天,各走一边。

强调精益求精,提倡工匠精神

明末的文人张岱,在《陶庵梦忆》中真诚地赞美了苏州几个艺匠:

“吴中绝技:陆子冈之治玉,鲍天成之治犀,周柱之治嵌镶,赵良璧之治梳,朱碧山之治金银,马勋、荷叶李之治扇,张寄修之治琴,范昆白之治三弦子,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。但其良工苦心,亦技艺之能事。其厚薄深浅,浓淡疏密,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、目力针芥相投,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?盖技也而进乎道矣。”

这几位匠人是幸运的,多少造诣高深的宗匠,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,藉藉无名。清代著名的宫廷建筑师样式雷家族,授官品级低微,再也没能达到明代的高度。

之后,随着新式职业学堂和留学教育的发展,工匠的生成方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,传统工匠完成向工程师、科技专家和现代技术工人的转化。

现今流行讲“工匠精神”。其实,现在工匠的定义范围应该是两种:一种是传统的手工业劳动者,这已不占主流了;一种是工程师、科技专家和现代技术工人,这些人是现代社会的主流。

现代中国要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,必然是强调后者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。

《墨子》说:“轮匠执其规矩,以度天下之方圆。”元代宰相耶律楚材说:“治弓尚须用弓匠,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?”

看来,天下与匠人还是大有关系的。从这方面讲,专家治国,应该是巨大的时代进步。(文/李书沛)